包饺子

来源： 农村大众报

　　刘宝杰

　　鲁西北的冬天，风从河北刮过来，带着土腥味。夏津肖庄的屋顶上，玉米秆垛成山，被雪一盖，像一群蹲着的哑巴。
　　我家饭桌上，常年是棒子面。褐色，粗糙，咽下去能感觉出颗粒的轨迹。白面存在瓦缸里，母亲每半个月掀开一次，舀出一勺，又盖上。那缸在里屋的床底下，盖着三层布，防老鼠，也防我——我小时候偷舀过一勺，兑水捏成面团。母亲发现了，没打我，她蹲在地上，把混着土的面团一点点捡回缸里。她的手指冻得发紫，动作很慢。
　　那勺白面，后来成了我期末考试的动力。考不好，新年没新衣，更没白面饺子。这个等式在我脑子里很清晰：分数=白面=年。我为此读书，不是因为懂道理，是因为馋。
一
　　腊月廿三，母亲开始数瓦缸里的白面。她不称，而是用手插进去，量到手腕的深度，拔出来，看指节上的粉痕。
　　“够两顿。”她说。
　　一顿年三十，一顿初一。其余日子，棒子面照旧。
　　包饺子前，父亲从抽屉深处摸出一枚钢镚。五分钱，1982年的，边缘已经磨圆，中间那个“5”字几乎平了。他把它放在窗台上，让冬天的阳光晒着。金属吸了光，摸起来是温的，不像钢，像某种活物的骨头。
　　母亲包饺子，我在旁边看。她的手法很快：左手托皮，右手竹筷挑馅，一捏，一挤，一只饺子就立在了盖帘上，肚子鼓着，褶子细密得像缝纫机踩的。我数过，每只十二道褶，不多不少。
　　“钢镚包在哪只里？”我问。
　　“不知道。”母亲说，“闭眼包的。”
　　我后来才懂，她确实闭眼——但不是当时，是提前。她会在某只饺子的皮上掐一道小褶，浅到只有她自己能摸出来。然后煮的时候，那只饺子会沉在锅底，最后浮上来，正好盛进我的碗里。
　　这个秘密，她守了三十年。父亲也守了三十年。他们看着我狼吞虎咽，看着我举着钢镚得意，看着偶尔被别人吃到时我的郁闷——那种郁闷也是设计好的，不能每次都让我吃到，否则我会怀疑。
　　他们连我的怀疑都计算在内。
二
　　我最后一次在肖庄吃到钢镚，是十八岁。那年我考上大学，要去济南。临走前的初五，母亲破例又包了一顿饺子，说“送行的饺子接风的面”。
　　那枚钢镚又出现在我碗里。我咬到它时，愣了一下——我已经十八岁了，他们还在用对付小孩的办法让我高兴。但我没说出来，只是举着钢镚，笑了一下，像过去那样。
　　母亲看着我，脸上的温和里多了一层东西。我现在才懂，那是告别。她知道这个把戏演不了几次了。钢镚是可以自己买的，五分钱，甚至不用五分钱。福气是不能被安排的，或者说，能被安排的都不是福气。
　　但母亲当时只是笑，说：“今年最有福气。”
　　我走的时候，那枚钢镚装在我的口袋里。火车过了黄河，我把它掏出来，想扔到窗外，但没有。它太轻了，会被风吹回来，也会砸在玻璃上，像某种嘲笑。
三
　　去年腊月廿八，我回去。母亲的手抖了，帕金森早期，还没确诊。她捏不住饺子皮，馅放上去，皮就裂。父亲接过擀面杖，说：“我来擀皮，你包。”
　　我坐在桌前。二十年没包过饺子，手指僵硬，捏出来的饺子站不住，躺在盖帘上，肚子扁着，像死鱼。
　　父亲擀皮动作也慢了。擀面杖在案板上滚动，“咕噜咕噜”，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，只是声音更闷。因为案板老了，木头里吸进了太多面粉，已经发乌。
　　“你小时候，”父亲忽然说，“每次包钢镚，你妈都偷偷做记号。她在饺子皮上掐一个小褶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”
　　我的手停在那里。一张饺子皮在指间，边缘卷起，像干涸的河床。
　　“她怕你真的吃不到，又要强，会哭着找。又怕你吃太多撑得胃疼。”父亲没看我，继续擀皮，“她每次数着你吃了几个，到第八个，就把那只饺子盛给你。从来等不到第十个，她不让。”
　　我想起那些冬夜。热气裹着灯光，我小口咬开每一只饺子，细细分辨。我想起母亲坐在对面，安安静静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。
　　她从来没有告诉我。她让我相信，那是我的福气。
　　“后来呢？”我问，“我十八岁那年，初五那顿——”
　　“那年你没考上，”父亲说，“差三分。你妈哭了半宿，但饺子还是包了，钢镚还是放了。她说，小孩不能没有年。”
　　我愣在那里。我明明记得考上了。我记得那枚钢镚，记得火车窗外的黄河。但父亲的记忆是另一种版本：我没考上，但过了个有钢镚的年，复读了才考上。
　　哪个是真的？我不知道。也许两个都是真的，也许都不是。记忆这东西，就像那枚钢镚，被太多人摸过，已经磨平了棱角，分不清原本的样子。
四
　　那顿饺子，我吃到第八个就停了。母亲看我停下，愣了一下，笑了——那种笑，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，温和里带着一点得逞的意思。
　　她以为我还记得那个数字“8”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我停下来的原因是吃不下了。二十年的城市生活，我的胃已经缩小，习惯了食物少而精，习惯了计算卡路里，习惯了在吃饱之前停筷。
　　我吃不上第十个饺子了。
　　父亲把剩下的饺子下进锅里。母亲坐在旁边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微微颤抖。她看着锅里的饺子浮沉，忽然说：“今年没放钢镚。”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　　“找不到了。”她说，“那枚1982年的，去年还能找到，今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抽屉都翻遍了。”
　　我没说话。那枚钢镚其实在我济南的家里，装一个铁盒子里，和火车票根、旧照片、过期的证件放在一起。我本来想带回来，但忘了。或者说，我没忘，我只是不知道带回来能做什么。
五
　　初五，我返程。母亲给我装了一袋饺子，冻硬的，用毛巾包着。
　　路上，我打开袋子，发现里面有一只饺子形状奇怪——皮上有一道褶，浅到几乎看不见，但确实存在。我捏了捏，硬硬的，里面有什么东西。
　　我把饺子掰开。1982年的钢镚掉出来，在方向盘上滚了一圈，停住。中间那个“5”字，几乎磨平了。
　　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放进去的。也许腊月廿八那天晚上，也许初五凌晨，也许在我收拾行李的时候。她的手抖成那样，是怎么捏住这枚钢镚，怎么找到那只特定的饺子，怎么把它塞进我的袋子——这些动作，对她现在的身体来说，很难。
　　但她完成了。就像三十年前，她数着我吃了八个饺子，然后精准地把第九个盛进我碗里。
　　我把钢镚握在手心。金属是冰凉的，但很快吸了我的体温，变得温热，像某种活物的骨头。
　　车窗外的田野灰蒙蒙的，和三十年前一样。但我知道，再过一个月，这里就会绿成一片海。而那些绿，和三十年前的绿，已经不是同一种绿了。